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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令灿、武汉同济康达药品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 公布日期: 2018-12-14
    • 案      号: /
    •    
    • 文书类型: 执行案件
    • 审理法院: /
裁判文书正文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22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令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同济康达药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坤。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莉娅,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丹,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湖北恒基建材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善忠。
上诉人曾令灿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同济康达药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济康达公司),原审被告湖北恒基建材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鄂0191民初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8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9日不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恒基公司下落不明未到庭参加诉讼,且一审法院对恒基公司予以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后,恒基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曾令灿在二审要求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本庭经征求双方当事人意见,双方均要求按法律规定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经合议庭讨论决定,本院于2018年7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令灿,被上诉人同济康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莉娅、韩丹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恒基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令灿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其上诉理由为:一、被上诉人同济康达公司与原审被告恒基公司两次签订《借款合同》,但被上诉人同济康达公司并未实际履行出借资金义务,即合同未实际履行。2013年12月5日,恒基公司、曾令灿与同济康达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恒基公司向同济康达公司借款59万元,期限为壹个月,月利息为3%,借款用途为购买原材料,双方还就保证条款、违约责任、合同争议解决方式等进行了约定,曾令灿作为保证人在借款合同上签了字。2014年3月5日,三方又签订了除借款时间及期限不同外内容基本相同的《借款合同》,但两份借款合同签订后,同济康达公司并未出借合同约定的59万元,即合同实际并未履行,因此,曾令灿认为恒基公司不应偿还两份《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曾令灿作为合同履行的保证人亦不应承担任何保证责任。二、同济康达公司出借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属无效行为。尽管恒基公司与同济康达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后并未实际履行,但双方仍有资金融通行为,即同济康达公司出借7张总计59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给恒基公司,而一审判决认为银行承兑汇票为有价证券,作为民间借贷关系中支付出借款项的方式并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这是错误的。曾令灿认为,以银行承兑汇票作为民间借贷关系中支付出借款项的方式不仅违法而且违规:1、同济康达公司“出借”银行承兑汇票给恒基公司,违反《票据法》第三条规定,票据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从以上《票据法》的规定来看,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是以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为条件,而结合同济康达公司与恒基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的取得来看,双方之前并未有任何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同济康达公司“出借”给恒基公司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违反《票据法》的规定。2、同济康达公司“出借”给恒基公司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违反相关行政管理法规,《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人民银行关于切实加强商业汇票承兑贴现和再贴现业务管理的通知》、《银监会办公厅关于票据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等行政法规规定,承兑、贴现、转贴现的商业汇票,应以真实、合法的商品交易为基础,严禁承兑、贴现不具有贸易背景的商业汇票,不得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的票据业务。从以上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恒基公司“取得”同济康达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及取得汇票之前双方无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来看,同济康达公司“出借”给恒基公司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严重违反了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3、同济康达公司“出借”给恒基公司银行承兑汇票,收取月息3%的高额利息,属于转贷套利违规行为。银行承兑汇票作为企业间结算的工具之一,因其具有银行信用、流通性强、节约资金成本等特点,因此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但其本质仍然是承兑银行给予企业的资金授信,而又因为银行承兑汇票可以申请贴现,可以等同于现金,因此,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或者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取得银行承兑后出借给他人并收取他人高额利息,本质上是套取银行资金高利转贷给他人,属严重违规行为,严重的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认定民间借贷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他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因此,同济康达公司“出借”银行承兑汇票给恒基公司并收取高额利息是无效的。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案外人刘咏梅代表同济康达公司向曾令灿催本案所涉借款,曾令灿不知道一审法院从哪个渠道得知案外人刘咏梅代表同济康达公司,亦不知道案外人刘咏梅有什么权利代表同济康达公司向曾令灿催所涉借款。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曾令灿非常认同一审判决认定曾令灿在本案中的保证责任期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即曾令灿在2014年3月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未约定保证期间,适用法律规定的6个月保证期间,按照曾令灿、同济康达公司、恒基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还款时间2015年9月4日,则曾令灿的保证期间从2015年9月5日起至2016年3月5日止。而同济康达公司在该期间未向恒基公司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曾令灿免除保证责任,但一审法院以一个莫须有的案外人刘咏梅的催款短信,就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显属适用法律错误。
同济康达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曾令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济康达公司已经履行了出借义务。曾令灿上诉称案外人刘咏梅的催款短信与事实不符,在一审同济康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曾令灿对该证据是予以认可的,也向曾令灿提出了催款通知,要求曾令灿承担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恒基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同济康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恒基公司、曾令灿共同偿还借款本金590,000元及利息424,800元(上述借款利息均计算至2016年12月5日止),并判令恒基公司、曾令灿从2016年12月5日起至本金支付完毕时止按年利率24%的标准继续向同济康达公司支付利息;2、恒基公司、曾令灿共同承担违约金29,500元;3、恒基公司、曾令灿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在签订时间为2013年12月5日的《借款合同》中载明:恒基公司为乙方,同济康达公司为甲方,由乙方向甲方借款590,000元,借款用途为购买原材料,借款利率为月利息3%,按月收息,利随本清,借款期限为1个月,自2013年12月5日起至2014年1月4日止。乙方如未按合同规定归还借款,乙方应当承担违约金以及因诉讼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费用;乙方如不按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甲方有权随时收回该借款,并要求乙方承担借款总金额5%的违约责任。曾令灿为甲方公司的还款保证人,为确保本契约的履行,愿与恒基公司负连带返还借款本息的责任等内容。该合同文本上甲方、乙方处分别加盖同济康达公司、恒基公司印鉴,曾令灿在保证人处签名,同时,曾令灿代恒基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善忠在乙方处签写其姓名。同日,恒基公司向同济康达公司出具借支单一张,借支单载明:借支人为恒基公司,借支事由为借款,金额为590,000元。随后,同济康达公司向曾令灿交付了七张总计59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详见附表)。2013年12月27日,曾令灿又将前述银行承兑汇票交付给恒基公司,恒基公司向曾令灿出具了收条,收条上载明:今收到曾令灿票面金额为59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2014年1月4日,曾令灿代恒基公司向同济康达公司提出延期还款申请。曾令灿在2013年12月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上写明,申请延期两个月,此借款应于2014年3月4日付清,三个月利息于2014年1月8日支付,担保人同意并担保。同济康达公司财务李贵霞代表同济康达公司在该合同文本上签写同意。2014年1月8日,曾令灿向同济康达公司转账了53,100元。上述约定的借款延期届满后恒基公司仍未还款,经协商后,2014年3月5日,恒基公司与同济康达公司又签订《借款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恒基公司向同济康达公司借款590,000元,借款用途为购买原材料,借款利率为月利息3%,按月收息,利随本清,借款期限为18个月,自2014年3月5日起至2015年9月4日止。恒基公司如未按合同规定归还借款,恒基公司应当承担违约金以及因诉讼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费用;恒基公司如不按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借款,同济康达公司有权随时收回该借款,并要求恒基公司承担借款总金额5%的违约责任。曾令灿为恒基公司的还款保证人,为确保本契约的履行,愿与恒基公司负连带返还借款本息的责任等内容。前述合同文本上加盖有同济康达公司、恒基公司印鉴,恒基公司法定代表人处签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善忠的姓名,同时曾令灿作为保证人在保证人处签字。同济康达公司对前述合同中恒基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善忠本人签名持有异议。2014年9月12日,曾令灿向同济康达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书中载明:“今承诺所欠同济康达人民币伍拾玖万元及利息在9月底还款,至迟不超过10月份”。案外人刘咏梅曾于2015年11月2日、2016年1月19日两次代表同济康达公司向曾令灿发短信催款未果。现同济康达公司诉至法院,请求依诉予判。
一审法院另查明,在同济康达公司交付给曾令灿其中三张银行承兑汇票(详见附表),票面金额为40万元,背书人同济康达公司的下手非恒基公司,最后持票人或委托收款人亦非恒基公司。
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如下:一、当事人之间设立法律关系的性质及合同的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因同济康达公司非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其与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应当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同济康达公司与恒基公司、曾令灿两次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除利息条款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无效外,其他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二、借款合同中借款主体。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在同济康达公司提交的两份《借款合同》、借支单上载明的借款人均为恒基公司,恒基公司在前述合同和借支单也加盖了公司印鉴,同时,前述《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曾令灿为借款保证人,曾令灿也作为保证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字,故同济康达公司对借贷关系的相对人为恒基公司应当是知悉的。其次,在《借款合同》签订后,曾令灿已将从同济康达公司处领取对应金额的承兑汇票交付至恒基公司,恒基公司向曾令灿出具了收条进行了确认。最后,同济康达公司主张曾令灿为恒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即便该事实成立,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也不能改变恒基公司作为借款主体的法律地位。综上,根据双方合同关系的设立以及实际履行,可以认定恒基公司为本案借贷关系中的借款人。
三、同济康达公司主张的本息以及违约金的诉请。
对于同济康达公司主张借款本金诉请,一审法院认为,原银行承兑汇票为有价证券,作为民间借贷关系中支付出借款项的方式并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同济康达公司、恒基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后,同济康达公司向恒基公司交付票面金额总计为590,000元的承兑汇票,履行了出借款项的合同义务,但恒基公司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同济康达公司要求恒基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90,000元的诉请,符合合同的约定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曾令灿提出同济康达公司因交付银行承兑汇票而未履行出借款项的义务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同济康达公司主张利息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借款合同》签订后,曾令灿代恒基公司支付从2013年12月5日至2014年3月4日期间的利息53,100元(590,000元×3%×3)未超过前述规定,前述期间的利息按照已支付的金额予以计息。从2014年3月5日的利息,因《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超过的部分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从2014年3月5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欠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同济康达公司主张超过前述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济康达公司主张以涉案交付银行承兑汇票上背书下手或委托收款人非本案恒基公司为由,主张恒基公司违反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一审法院认为,银行承兑票据可以通过背书转让、贴现的方式等实现票据权利。虽然本案中同济康达公司提交的三张银行承兑汇票中显示恒基公司非其背书的下手及委托收款人,但并不足以证明恒基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使用借款,对于同济康达公司主张违约金诉请,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四、曾令灿是否承担民事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2014年3月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对保证期间没有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由于本案中2014年3月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未约定保证期间,按照前述规定保证期间应为借款合同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4年3月5日起至2015年9月4日止,则保证期间从2015年9月5日起至2016年3月5日止。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的规定,在本案中案外人刘咏梅代表同济康达公司于2015年11月2日向曾令灿催本案所涉借款,依照前述规定从2015年11月3日起开始计算要求曾令灿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又因2016年1月19日案外人刘咏梅再次代表同济康达公司向曾令灿催款,发生诉讼时效中断,则要求曾令灿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从2016年1月20日起开始计算两年。由于同济康达公司于2017年1月6日起诉至一审法院,未超过法律规定两年的诉讼时效,对曾令灿提出已过保证期间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现恒基公司未依约向同济康达公司偿还借款本息,曾令灿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对恒基公司所欠付的借款本息向同济康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湖北恒基建材工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武汉同济康达药品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90,000元,从2014年3月5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实际欠付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二、曾令灿对判决第一项湖北恒基建材工贸有限公司所负债务向武汉同济康达药品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武汉同济康达药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198元,由湖北恒基建材工贸有限公司、曾令灿共同负担。
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审理期间,曾令灿要求案外调解并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60天期限,经同济康达公司同意,本院主持双方进行了协商,因曾令灿、同济康达公司双方各持已见,故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涉案借款,曾令灿保证责任能否免除的问题。同济康达公司与恒基公司、曾令灿两次签订《借款合同》的事实,有同济康达公司出具《借款合同》、银行承兑汇票及承诺书予以证明,该借款合同内容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借款事实的存在以及保证人对借款进行担保的事实,为有效的民事行为,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在借款合同签订后,曾令灿已将从同济康达公司处领取对应金额的承兑汇票交付至恒基公司,恒基公司向曾令灿出具了收条进行了确认。根据双方合同关系的设立以及实际履行,本案借款人应为恒基公司,曾令灿作为担保人。曾令灿上诉认为两次借款合同同济康达公司并未实际履行出借资金义务,即合同未实际履行以及同济康达公司出借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属无效行为的问题,从一审查明事实看,除利息条款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无效外,其他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一审判决对此已经作出了全面分析和认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不再赘述。就曾令灿保证责任能否免除的问题,曾令灿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名,借款期限届满后,恒基公司未能返还借款及利息,曾令灿亦未履行保证义务,因双方并未对担保方式进行约定,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由于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责任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因案外人刘咏梅代表同济康达公司于2015年11月2日向曾令灿催本案所涉借款,依照前述规定从2015年11月3日起开始计算要求曾令灿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又因2016年1月19日案外人刘咏梅再次代表同济康达公司向曾令灿催款,发生诉讼时效中断,则要求曾令灿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从2016年1月20日起开始计算两年。同济康达公司在2017年1月6日通过诉讼向曾令灿主张权利,应适用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因此,曾令灿保证责任不能免除,应承担保证责任。故一审判令曾令灿对湖北恒基建材工贸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并无不妥。综上所述,曾令灿上诉要求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198元,公告费260元,由曾令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龚治国
审判员  李 行
审判员  叶 欣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张 缤